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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剂桑杏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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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杏汤，出自《温病条辨》
桑叶一钱(3g)杏仁一钱五分(4.5g)沙参二钱(6g)象贝一钱(3g)香豉一钱(3g)栀皮一钱(3g)梨皮一钱(3g)
水二杯，煮取一杯，顿服之，重者再作服。现代用法：水煎服。
轻宣温燥，润肺止咳。
外感温燥证。发热头痛，咽干口渴，干咳无痰，或痰少而黏，舌红，苔薄白而燥，脉浮数。
本方证为温燥外袭，肺津受灼所致。秋感温燥之气，卫气不利，故发热头痛；燥气伤肺，耗津灼液，故咽干口渴。燥伤肺阴，肺失清肃，故干咳无痰，或痰少而黏；舌红，苔薄白而燥，脉浮数为温燥灼伤肺阴之象。治宜轻宣燥热，凉润肺金。方中桑叶辛凉解表；杏仁宣利肺气以止咳，同为君药。豆豉轻宣透表；沙参、梨皮甘寒润肺生津，共为臣药。栀子皮清泄肺热；浙贝母化痰止咳，共为佐药。本方的配伍特点为轻宣、润燥、清热合用，且诸药用量较轻，使燥热除而肺津复，则诸证自愈。
1.用方要点本方为治疗温燥外袭，肺燥咳嗽轻证的代表方，以身微热，干咳无痰，或痰少而黏，脉浮数为辨证要点。
2.现代运用常用本方治疗上呼吸道感染、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咯血、百日咳等属外感温燥，灼伤肺津者。
杏苏散与桑杏汤均能轻宣外燥，止咳化痰，用治外感燥证。但杏苏散辛宣温润，用治外感凉燥，肺气不宣而见恶寒头痛、咳嗽痰稀，鼻塞咽干、苔薄白、脉浮弦者；而桑杏汤辛宣凉润，用治外感温燥，肺阴受灼而见身热头痛、干咳少痰、口渴舌红、脉浮数者。桑杏汤与桑菊饮均属辛凉疏解之剂，均用于外感咳嗽，身不甚热，口渴，脉浮数。但桑杏汤辛宣凉润，止咳化痰，主治温燥表证；而桑菊饮疏风清热，宣肺止咳，主治风热表证。
桑杏汤中象贝宜，沙参栀豉与梨皮，干咳无痰咽干渴，辛凉甘润燥能医。
方证源流桑杏汤出自《温病条辨·上焦篇》秋燥第54条，吴氏称此方为“辛凉法”。其原文谓：“秋感燥气，右脉数大，伤手太阴气分者，桑杏汤主之。”桑杏汤方证是吴瑭根据叶桂《临证指南医案》燥门某案整理而成，叶案如下：某，脉右数大，议清气分中燥热。桑叶、杏仁、大沙参、象贝母、香豉、黑栀皮。本案处方由栀子豉汤加味而成，从所加桑叶、杏仁、沙参、象贝母四药分析，其证除“脉右数大”外，当有肺燥咳嗽、发热等证。吴氏根据此案，在叶氏处方中加入梨皮，制定出桑杏汤方。医案精选病案一肺炎支原体感染(燥咳)祝某，男，7岁。-03-10就诊。发热咳嗽2d。患儿发热，体温最高39.0℃咳嗽，呈刺激性干咳，无痰，咽干，鼻塞流涕，打喷嚏，食少，睡眠实，二便正常。既往健康。查体：神清状可，舌质红，苔薄黄，脉浮数，咽赤，听诊双肺呼吸音粗，未闻及干湿哕音。辅助检查：MP快速培养法(+)；血常规示白细胞计数7．43×／L，中性粒细胞48.5%，淋巴细胞33.4%，单核细胞12.1%。西医诊断：(1)急性支气管炎，(2)肺炎支原体感染。中医诊断：咳嗽(燥咳)治宜轻宣凉润，宣肺止咳，桑杏汤加减。方药如下：桑叶、杏仁、象贝母、沙参、芦根、金银花、黄芩、茯苓各10g，薄荷、辛夷花各6g，胖大海、甘草各3g。2剂，每日1剂，水煎服。-03-12二诊。患儿仍咳嗽(阵发痉挛性)，痰少而黏不易略出，无发热，咽干，鼻燥，大便干。查体：咽赤，舌质红，苔黄，脉数。听诊双肺呼吸音粗，胸片示双肺纹理增强，右肺可见斑片影；MP—IgM：1：(+)。西医诊断：肺炎支原体肺炎中医诊断：肺炎喘嗽(燥热伤肺)治宜清燥润肺。改用清燥救肺汤加减方药如下：桑叶15g，石膏30g，麦冬、杏仁、枇杷叶、胡麻仁、太子参、桑白皮、前胡、茯苓、黄芩各10g，阿胶、炙甘草各5g。5剂，服法同前。同时，加用阿奇霉素干混悬剂口服。-03-18三诊。患儿偶咳，手足心热，舌干少苔，脉细数。中医辨证为阴虚肺热。治宜养阴清肺，生津润燥，沙参麦冬汤加减。方药如下：沙参、玉竹、麦冬、天花粉、桑叶、白芍、知母各10g，杏仁、甘草各5g。7剂，服法同前。-03-26四诊，患儿咳嗽消失，无其他不适症状。随访2个月病情无复发。按：该患儿在发病初期主要表现为外感燥邪，具有表证特征，是燥热袭肺之轻症；二诊时，患儿病情加重，表现为燥邪由表入里，携热邪灼伤肺脏，为燥热伤肺之重症；三诊时患儿病情已缓解，遗有肺阴不足，阴虚肺热之征象。故在中医治疗上，初诊以桑杏汤为主，酌加清热、解表药，如金银花、黄芩、薄荷、辛夷花等；二诊以清燥救肺汤为主，酌加清肺热和止咳药，如桑白皮、黄芩、前胡等；三诊以沙参麦冬汤为主，酌加清热敛阴和止咳药物，如知母、白芍、杏仁等。(吴振起，刘光华，王子.从燥论治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临床经验.中国中西医结合儿科学,4(6)-)案二：外感温燥李×，男，3岁，汉族。年l2月10日因咳嗽两月余来诊。患儿两月前因高热咳嗽，曾在某院住院治疗，经用青霉素静脉滴注7天，又肌肉注射5天，以“支气管肺炎”临床治愈出院。出院一周后，惠儿又见干咳，且逐渐加重，再以青霉素，氨苄青霉素，红霉素治疗无明显效果，因迁延不愈，来就诊。询知既往体健，无结核接触史，家中居室较小，通风不良，用火妒和火墙取暖，室内干燥，室温较高。见其面白唇干，舌红苔薄徽黄欠津，指纹青紫，家长代述：溲黄便结，干咳无痰，纳呆寐差。证属外感温燥，乃以清宣凉润立法，投取桑杏汤治之。桑叶3克、杏仁5克，沙参6克、象贝3克、香妓3克、栀子皮3克、梨皮5克，三剂知，六剂已。继进三剂，巩固疗效。按语：经云：“燥金之下，火气承之。温燥伤肺，治宜清宣赢润。桑杏汤原为温燥而设，然西北刚燥之域，且小儿“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冬季足不出户，室内温高气燥，最易耗伤肺津，故温燥之邪非尽在初秋也。中医之法，贵在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既明其理，则桑杏汤不仅秋令用之，冬令用之，四季皆可用也。诸药配伍，共奏宣解表邪、清肺润燥之功。（吴慧学·桑杏汤儿科冬用治验心得.新疆中医药，，4：60-61）案三久咳张某，31岁。入秋以来，燥气凌之，小有寒热。诊查:咳嗽频频，痰中带血。脉象弦细，舌苔中黄边白。辨证:肝阳素盛，木火内炽，上刑于肺，阴液内伤。燥气偏生，邪在肌表。治法:宜辛凉透泄，宗桑杏汤加味。处方:霜桑叶、焦山栀各5克,光杏仁、冬瓜子、大玉竹、旱莲草各12克，黑豆卷、生竹茹各6克，南沙参、象贝母、天花粉各9克，生梨一只。二诊:寒热已退，咳嗽早晚尤甚。脉弦细，苔薄质红。肝肾阴虚，水不涵木，燥热灼金，血络内伤。当平肝阳，佐以清燥润金。处方:白滁菊6克，甜杏仁、川贝母、大玉竹各9克，天花粉、旱莲草、冬瓜子、清炙枇杷叶(包)各12克，白石英24克，粉丹皮、生白芍各5克，女贞子15克。(王永炎，等编.《中国现代名中医医案精华.严二陵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第1版）按语：秋燥致病初起邪在肺卫,而见肺卫症候，在临床以温燥较多见。由于外感温燥,，伤及肺津，致使清肃之令不行，临床可见头痛、身热不甚、咽干鼻燥、干咳无痰，或痰少而黏，舌红、苔薄白而干，右脉数大等症状。倘因燥热犯肺,灼伤肺络者，尚可出现咳血症状。上述症状包括西医上呼吸道感染、急性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咯血等疾病。辨证:肝阳素盛，木火内炽，上刑于肺，阴液内伤。燥气偏生，邪在肌表。治法:宜辛凉透泄，宗桑杏汤加味。温馨提示：上文中所提及药方和中药，需在专业医生指导下应用，切勿擅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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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约公元前～前)卫国人，战国中期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李悝、吴起的变法活动给予他深刻的影响，因此他“少好刑名之学”(法家学说)，到秦国后，在秦孝公支持下，进行变法，终于使秦国“乡邑大治”，“国以(此)富强”，一跃成为战国时期强盛的大国。
商鞅变法是当时各国变法运动中比较彻底的一次，文化教育的改革是商鞅变法的内容之一。商鞅的文化教育思想与当时的儒家思想是对立的。他指责“儒学”为“虱子”,他说:“礼乐”、“诗书”、“仁义”、“修善”、“孝悌”等等都是祸国殃民的东西，如果用这些复古主义的教条来治理国家，就会“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农战》)。敌人一来，国土就必被侵削；敌人不来,国家也必定贫穷。他同时痛斥那些“不作而食,不战而荣，无爵而尊”(《画策》)的奴隶主贵族和儒生，必除之而后快。而当他们利用“诗”、“书”作为“以古非今”的舆论工具，企图进行反对活动的时候，商鞅则坚决主张采取“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和氏》)的手段，对他们进行打击和镇压。商鞅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特别重视为新兴地主阶级培养革新变法的人才。他提出：“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韩非子?和氏》)。所谓“游宦之民”，主要是指那些满脑子腐朽、保守思想意识的儒生及一些游食者。他们摇唇鼓舌，游手好闲,不事生产,商鞅认为必须加以禁止和打击。商鞅要培养和提拔的“耕战之士”，就是那些在进行封建兼并战争和发展封建经济中对新兴地主阶级作出了实际贡献的人。商鞅认为对待这样的革新分子则必须按“任其力不任其德”，“官爵必以其力”的原则大胆地培养、提拔和任用。
在教育内容方面,商鞅反对儒家以“礼、乐、诗、书”教育学生，反对向学生灌输“仁”、“义”、“礼”、“智”等道德准则。他认为“儒学”不过是一些“高言伪议”，不切实际的“浮学”。为了培养“耕战之士”和厉行“法治”的人才，商鞅主张学习法令和对耕战有用的实际知识。他提出“壹教”的教育纲领。“壹教”的实质就是执行新兴地主阶级的统一教育，它的主要内容是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令、政策统一人们的思想。商鞅认为：“壹教则下听上”(《赏刑》)。他强调：“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字分》)。明确指出“法”是地主阶级的生命，治理国家的根本，因此对民众必须加强“法治”的教育。“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君臣》)。即凡不符合法令的言论，不听；不符合法令的行为，不赞扬；不符合法令的事情，不做。一切的言论、行动必须根据新兴地主阶级的“法”为标准。
为了使“法治”教育能够贯彻执行，商鞅实行“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定分》)，把教育的权力掌握在新兴地主阶级官吏的手中。如果遇到“主法令之吏”有迁徙、死亡的情况，得立即选派接替者“学读法令”，可见商鞅对树立法家对教育的领导是十分重视的。商鞅为了加强和巩固地主阶级专政，强调“法治”教育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漠视了学校在教育中的特殊作用，取消了专业的教师和文化知识的传授，这是违背文化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他对旧文化又采取一概削除的简单粗暴的政策，这也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商鞅为了使秦国富强，他把农战作为治国之要。他奖励农战，主张加强农战教育。他说：“吾教令：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战不免”(《慎法》)。
在教育途径方面，商鞅重视在通过农战的实际斗争中，锻炼和增长人们的才干。并认为人们的智谋是在长期的作战中成长起来的。这些均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所实施的“法”教和奖励“农战”的政策，却包含着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的一面。
韩非(约公元前～前)战国末期韩国人，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法治思想为秦王朝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主义国家奠定了理论基础。
韩非总结了战国前期和中期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五蠹》)，是造成祸乱的重要原因。并认为当时的“私学”和统治者是“二心”的。这种“私学”是新兴地主阶级实行“法治”的绊脚石。因此他断然主张采取“禁其行”、“破其群”、“散其党”的措施，即禁止办私学的人的行动自由，禁止言论和结社的自由。
韩非猛烈地批判和攻击法家以外的其他学派，特别是反对当时影响最大的儒家学派。他指斥儒家的那一套“礼、乐、诗、书”的教条和“仁、义、孝、悌”的道德准则都是“愚诬之学”，“贫国之教”，“亡国之言”，是致使国贫兵弱，乃至亡国的根源。在韩非看来，其他学派的理论都是互相矛盾的，只能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是非不分，统治者如果兼听他们的意见，就必然引起乱子。因此，韩非主张禁止这一切互相矛盾、只能惑乱人心的学说，而定法家于一尊。特别是要防止老百姓受到法家以外的其他学派思想的影响，要对他们的思想实行严格的统制。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韩非的法家思想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中的激进派利益的，它是一种进步的思潮，对建立地主阶级的统一政权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但是韩非的法家思想也反映了地主阶级反动性的一面，即对劳动人民实行思想统制的愚民政策。韩非的这种文化专制主义的思想，对文化教育的发展，对学术流派的繁荣也是极为不利的。
韩非主张培养“智术之士”或“能法之士”(《孤愤》)。这些“智术能法之士”就是懂得和坚决实行法治路线的革新人物，并且是积极拥护“耕战”政策而为它进行斗争的战士。韩非对“智术能法之士”必须具备的品质和能力做了详细的阐明：1、这种革新家必须是一个忠于封建国君“北面委质，无有二心”的人，并能做到“能去私曲，就公法”，“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有度》)，一心一意为封建主义国家效力的所谓“贤臣”，“良将”。2、这种革新家应该具有“远见而明察”，“强毅而劲直”(《孤愤》)的品质。就是说他应该在思想上具备进步的历史观和变革思想；在政治上具有敏锐的观察力；有坚定地执行法治路线的坚强毅力和刚直的品质。
为了使“法治”的思想能够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占统治地位，韩非继承和发展了商鞅的“壹教”精神和措施，认为必须使国内做到“言谈者必轨于法”，意思是说要使每个人的思想和言论都符合法家的精神和遵守国家的法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韩非提出了著名的法家教育纲领。他说：“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五蠹》)。所谓“无书简之文”、“无先王之语”，实质就是要废除、清算古代奴隶制的文化典籍和道德说教，特别是儒家所尊崇的“礼、乐、诗、书”和“仁、义、孝、悌”这一套东西，并从而实现他的“以法为教”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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